新年

过完公历新年,年份虽然变了,中国人心里都知道,没到农历新年,这一年就不算完。明天就是农历新年了,也是在新西兰过的第三个春节。前两年的春节恰逢周末,得以和同在国外的家人朋友一起欢度,今年三十在周四,只能自己在家里度过了。

冷清的新年,不禁让我怀念起家乡浓浓的年味来。

腊月伊始,初现年的味道。初八,母亲总是会给我们煮一锅腊八粥,再用一壶老陈醋开始腌制腊八蒜。到了三十那天晚上,腌好的腊八蒜已大半变得翠绿,母亲捞出来放在吃饺子的醋里。被醋泡过的生蒜没了辛辣,蒜香和醋香混在一起,就着饺子,再配上一杯汾酒,这年的味道就算下肚了!

二十三,糖瓜粘。小时候母亲和我说,灶王爷这一天要去天庭汇报工作,并嘱咐我们不可以说脏话。这一天还要吃麻糖,这种芝麻做出来的糖,吃在嘴里很容易粘在牙上,据说也是为了防止我们乱说话,被灶王爷告了黑状。记得有一次我问母亲,如果不小心说了脏话怎么办?她说,那就说完以后立刻啐三口唾沫以表悔过。从那以后,我说了脏话总是不自觉的在暗地里啐三口唾沫。当然,也没有因此我就故意说脏话。

小年过后,年的味道变得愈发浓郁。先是大扫除,所谓除旧迎新,母亲带着我们把全家的犄角旮旯都仔细的打扫干净。然后洗衣服床品,大大小小里里外外。最后是我们一家去澡堂搓澡。我不喜欢搓澡,总觉着这事换做谁,不都是挺尴尬的一件事么,可这份职业仍然常年活跃在太原各大澡堂,令人费解。后来上大学,才发现并不是全国人民都搓澡,从那以后我也不搓澡了。

母亲把家收拾的干净整洁,厨房的工作也没落下。除了腊八蒜,和一些常见的肉丸子红烧鱼排骨炖鸡等,母亲还会趁此计划展露各种不常见的绝活。她把面捏成各种神兽的形状,有些搭配几颗枣,并用红色的食用色素简单点缀,等到蒸熟后就是一屉山水画风格的吉祥物。要不然就是生面和成类似八爪鱼的形状,炸出一锅摆在桌上当零食,金灿灿的好看又好吃。尽管如此,依然不能阻止饺子成为餐桌上的主角。三十晚上不用说,饺子。初一早上,头天剩的在油锅里煎一下,煎饺。接下来陆续去亲戚家拜年,又免不了吃几顿饺子。放在平时,饺子是我最爱吃的主食之一,但是每到过年,对它的感情就开始变得复杂。

年三十那天,我和父亲还肩负着贴春联,贴福字的重任。小时候住在平房里,母亲弄一碗面做的浆糊,父亲和我把院子里外每一扇门上都贴上对子和福字。我们也不纠结谁是上联下联,在左边还是右边,贴正了即可。倒是福字有时会有争议,按理说应该倒着贴,这样就算是福“倒”了;可如果每个人都觉着福字只有“倒”才是正,我们把它贴“正”了,不就是另一种“倒”吗?

贴完福字,煮上饺子,一家人围在餐桌上,开始等待人见人厌的《春节联欢晚会》。从小就喜欢语言类节目,相声小品每年一个不落,甚至一度买过春晚磁带,一遍一遍的听。再后来,越来越多的人抱怨春晚不好看,但又总怕错过什么“万一有”的精彩瞬间。年龄越大也越理解这种变化,春晚诞生于八十年代,那是娱乐活动匮乏,这种大型的晚会很容易惊艳到观众。后来国内娱乐业爆炸式发展,加上人们的审美水平和娱乐需求差异越来越大,一台晚会自然难以符合所有人的胃口。经过三十多年的演绎,看春晚的重心慢慢从内容过渡到形式,变成了一种传统。不论身在世界哪个角落,每一个年夜,北京时间8点的中央电视台,总会有一场奇怪的晚会,和十几亿观众陪你迎接新年。

所谓爆竹声声辞旧岁,零点刚过,我和父亲就拿起鞭炮,窜出门去,在门口放炮。打头阵的是几捆一千或五百响的鞭炮,摆成长蛇型。蛇的一头是炮捻,放的时候一手拿蛇头一手拿火机,点燃后迅速把蛇头甩出去,这项任务非常危险,速度足够快才能避免炸到自己。小时候我不敢点,都是父亲放。后来放炮的任务落在我身上,即使偶尔被炸到了,也没觉得很痛。上次给家里放炮,已经是好几年前,想到这里,心里有些酸楚。

鞭炮过后,紧接着是重头戏——礼花炮,一般是立方体形状,由紧密相连的多排炮管组成。炮捻在侧边,燃放时手里需拿着点燃的香,小心翼翼探着身子,对准、点燃,撒腿跑。退到远处,看着一个个光点,上天、爆炸,开出一朵朵花,再慢慢化作灰尘散落。许多事情都像极了点烟花,开始于梦想,发展于谨慎,放飞于执着,灿烂于坚持,最终却也难免沉寂于平庸。

放完炮,烟雾缭绕中我们走回家中。春晚已经进入尾声,不出意外,依旧是熟悉的《难忘今宵》。歌声中,我们迎来新的一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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